《征信管理条例(征求意见稿)》(以下简称《条例》)13日公布，其中首度提及“负面记录保留期”问题：“征信机构不得披露、使用自不良信用行为或事件终止之日起已超过5年的个人不良信用记录，以及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超过7年的个人犯罪记录。”银行人士称，此规定跟国际惯例差不多，也比较切合实际。若保留期太短，不足以对失信者起到警示作用。
　　杰罗尔德说过，获取信用是要付出很高代价的。我们不用怀疑一个社会从法制层面界定信用体系的积极意义。因为，只有征信建设与管理有法可依、有法必依，才会为整个社会的信用建设筑起坚实的法律基石。在信用管理方面法律最健全的美国，相关法律多达17项。其中约五分之三是消费者保护法律，而五分之二是属于规范金融机构向市场投放信用类的法律。包括《公平信用报告法》、《平等信用机会法》、《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》、《诚实租借法》等。
　　虽然我国制定的该《条例》尚系法规层面，但毕竟是往征信专门立法之路上迈出了一大步。一个社会的信用基础松软，甚至信用缺失，社会再行弥补将会付出巨大成本。而今着手从法制层面先期治理，着力构建信用社会，当系亡羊补牢，但犹未晚矣。这意味着社会信用恢复有了法律的切入口。而公民一日不信用，有负面记录，总不能永远背着这口黑锅无法脱身。于此，给信用负面记录一个截止期，一个到时自动删除的预设程序，是合情合理的。
　　不过在关于信用负面记录的保留期的安排上，我们似乎尚有“找不着北”的感觉。是三年，还是五年，抑或7年，各阶层往往不自觉地出于自身利益考量，还在争论不休。窃以为，这样的利益博弈与公开争论是制度设置的必经程序，实际上不过是技术层面的问题。既然目前该《条例》还在公开征求意见，相关机构就应及时开启公开纳谏程序，而且要越方便越好，征询意见的阶层范围越宽越好。这样才能让最终出台的《条例》里注入更丰厚的民意养分。由民意有效渗入的法律法规，才会反过来到民间脉动推广执行的灵魂。
　　如果脱离民意基础，缺失反复审慎的自上而下、自下而上的酝酿程序，或者盲目借鉴国外的与我国国情并不吻合的做法，那么，势必使我们的征信体系建设成为法律的“夹生饭”。这方面需要法制拟制者进一步细化制度和科学考量。特别是在一些细节上，需要在意见反复征询中予以明细。比如在对待信用负面记录中的公平问题上，我们就需要审慎对待。是为了方便金融机构“一刀切”地规定保存期，还是区别对待呢?
　　拿一般商业贷款与个人助学贷款来说，若均负面记录5年，那对需要社会扶持的学子明显不公。类似的情况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步阶段，我们还不应照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铁面做法。一些刚踏上创业之路的学生、残疾人、低收入者等，还需要我们的制度关怀和扶助。当然，《条例》要切实吸纳民谏，需要充足的时间，但这种程序安排与民意等待，是一项法律制度、民生政策号准苍生脉搏所必需的。